怀疑论者：布什的错误和肯尼迪的错误（z）

伊拉克战争已经打了四年，从开战至今，已有超过3000名美军丧生，平均每日花费在2亿美元之谱，一年下来则是730亿，那可是相当巨大的投资。难怪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连同布什总统，都认为美国应该「坚守路线」，而不能「拔腿就跑」。就好比2006年7月4日，布什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所做的演说中解释道：「我不会在达成任务前撤军，而让2527位美国将士白白牺牲。」

在人生的抉择中，我们都有过类似的非理性论点；碰上了下跌的股票、赔钱的投资、失败的生意，以及变质的感情，我们仍抓住不放。要是够理性的话，我们会计算往后的成功机率，来决定这项投资与可能的回收是否相当；只不过，在感情、战争或生意上，我们并不理性。这种特别的非理性，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蚀本谬误」。

心理学家塔夫里斯（Carol Tavris）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阿隆森（Elliot Aronson）合着的《有人犯了错（但不是我）》（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一书，对造成上述以及其它认知错误的心理学，有极为精辟的阐述。塔夫里斯与阿隆森把重点放在所谓的「自我合理化」上，也就是「让人相信自己的作为已经是再好不过的了」。「有人犯了错」这句话的口气，就彰显了这种合理化的过程。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在谈及越南、柬埔寨及南美时就只承认：「我所任职的行政单位很有可能犯了些错误。」

推动这种自我合理化过程的，是认知失调；塔夫里斯与阿隆森的解释是：「只要人同时出现两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包括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认知失调造成的心理不适，程度从轻微的疼痛到深切的痛苦不等，除非想出办法减轻这种苦楚，人是难以平静下来的。」就是在减轻这种失调的过程当中，自我合理化的加速器才开大起来。

误将人定罪并判处死刑，可是认知失调的极致肇因。自1992年以来，「清白项目」一共无罪开释了192人，其中14人是死刑犯。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教授葛罗斯（Samuel R. Gross）说：「如果我们对有期徒刑案件的复查，也像对死刑案件那样投以相同程度的关切，那么在过去15年间，将会有超过2万8500件的有期徒刑得到无罪开释」那么是什么样的自我合理化，减轻了这种形式的认知失调呢？美国西北大学的法律记者渥登（Rob Warden）解释说：「一旦身处这样的系统，你就会变得极为愤世嫉俗；到处都有人对你撒谎，于是你发展出一套犯罪理论，也就导致我们所说的视野狭隘。等到多年以后，有压倒性的证据出现，显示犯人的清白，你会坐在那儿想，『且慢，要么是如山铁证错了，不然就是我错；但我是好人，我是不可能错的。』这种心理现象，我可是屡见不鲜。」

只有少数的例子，会有人说：「是我错了。」那结果又如何？让人讶异的是，勇于认错的人得到了宽恕，也赢得了尊敬。试想，如果布什总统给了下面这篇演讲，会有什么结果：

由本人领导的行政部门不愿文过饰非，因为有位智者说过：「只有在拒绝改过的情况下，过失才会成为错误。」我们愿意承担所有过失的责任我们绝不会去找代罪羔羊任何错误的最终责任都在我身上，就只在我一人。

这么一来，布什的声望将一飞冲天，人们对他的尊敬也会高涨，因为他具备了一位深思熟虑领导人的条件，在面对新证据时愿意捐弃成见；这正是发生在肯尼迪总统身上的事：他在美军入侵古巴猪猡湾失败后，说了上面那段话。